章文颖 | 从话剧艺术看中国文艺现代性的探索与实践——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理论视域

章文颖，上海戏剧学院bat官方网页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美学学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哲学、戏剧美学。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2部，主持省部级项目2项，参研国家重点课题3项。

章文颖 | 从话剧艺术看中国文艺现代性的探索与实践——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理论视域

中国文艺现代性的探索内嵌于中国百余年风起云涌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话剧艺术作为现代白话的戏剧艺术形式，完整参与了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本文尝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下，从话剧艺术的角度来谈谈中国文艺现代化演进的来路、当下和去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具有宏阔历史视野、伟大历史意义和重大历史价值的时代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和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相似的一般特质，又有基于中国自己的国情和历史经验而形成的特色。它从道路、制度、文化、目标和方式等各个层面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丰富而独特的“现代性”内涵。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在经济的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思维的科学理性化等方面是共通的，但在道路选择、政治理想和建设方向上却有着根本差别。这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在文化和观念领域会有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伟大历史实践。它应当拥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叙事来描绘、表达、阐释和建构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征程中积淀起来的波澜壮阔的精神史诗。“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承担着突出重要的战略功能。

中国百余年来的文化现代化历史过程伴随着文艺现代性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奋进，共同凝聚在社会现代化的征程之中。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下，贯穿于中国文艺现代化过程中反复出现的自律与他律、文艺与政治、民族化与西方化等矛盾，都可以在一种更为明晰的价值导向、更为宏大的历史格局中得到进一步澄清，从而辩证地把握这些关乎文艺本体的矛盾关系，为我们看待中国话剧艺术近代以来曾经经历的、正在经历的和将要创造的事业，提供科学的历史观、世界观、理论观、实践观、价值论和方法论。

百余年来，话剧艺术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与西、古与今、现实与浪漫的冲突磨合中逐渐完成了现代转型。

第一阶段是晚清末年到新中国成立前，话剧在中国从雏形逐渐发展为成熟的艺术门类。其现代性探索的方向为中国式现代化戏剧要素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一是学习西方现代戏剧的技法和观念，用外来的戏剧样式来冲破以旧戏曲为核心的前现代戏剧文化系统。二是注重戏剧的社会启蒙功能，以“求真”的启蒙理性思想推动戏剧艺术的革新。“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戏剧艺术定位为“人学”，从追求现实的真相和关注真实的生命体验两方面来创作话剧。三是红色革命叙事传统的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戏剧运动，主张政治宣传性和群众性，在苏区和延安解放区配合工农武装斗争发挥了重要的舆论斗争作用。四是现实主义风格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30年代，随着曹禺、夏衍、李健吾等人的代表作品问世，中国话剧有了真正意义上基于时代，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戏剧。现代派思潮因缺乏相应的社会氛围和现实基础，没有发展起来。五是民族主体意识萌发。20世纪40年代，中国戏剧界开始讨论戏曲艺术现代化和话剧艺术民族化的问题。以田汉为代表的戏剧家借鉴戏曲的表现手法创作具有诗意风格的话剧。

第二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年，中国话剧发展整体笼罩在政治话语影响之下，在四条相互交织的线索中曲折发展，逐步深化现代意识。一是启蒙理性经历了曲折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延续民主革命的思潮出现了一批歌颂或反思新社会的作品和新编历史剧。但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话剧创作的题材逐渐单一化。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话剧创作再度繁荣，无论是主题还是样式都进行了多元探索，人文主义精神通过众多优秀作品得到广泛传播。二是民族化戏剧创造性发展。从焦菊隐融合戏曲手段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形成独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演剧学派，到黄佐临提出“写意戏剧观”，再到徐晓钟等人的舞台“诗化意象”的创造。话剧在中国传统诗意精神中把握到了民族化的主脉——“诗化现实主义”。三是现实主义的深化。从《茶馆》到《狗爷儿涅槃》，现实主义话剧越来越重视对人物心绪线索的把握，而非停留于外在模仿。“求真”的理性主义精神经历了从表象到规律，再到精神真实的深化。四是更多元地学习国外戏剧理念和技法。20世纪50年代，中国从苏联引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演剧教学方法，对当代中国戏剧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戏剧观”大讨论，话剧界进行了“探索话剧”的尝试，化用西方现代派的手法，创作了一批实验性很强的戏剧。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话剧艺术在中国社会物质日趋富足、政治稳定、思想开放的环境下，进入了现代化发展的“深水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方向感的迷失。从外部看，西方后工业社会进入后现代主义文化阶段，表现出一系列混乱、失语、平庸和虚无主义的精神症候；从内部看，思想领域少了政治话语的钳制，却又陷入了价值消解、信念淡漠的境地；从行业本身看，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剧场艺术面临生存危机。二是前所未有的多元化。话剧在思想内涵、题材选择、风格样式、创作技法等方面均呈现出多元开放的态势。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加上后现代主义思潮同时作用，交叉重叠。三是商业化、娱乐化。21世纪以后，话剧逐渐从文本转向剧场中心论，把重点集中于导表演和舞台技术层面，导致舞台的“奇观化”效应。优秀的原创剧本缺乏。喜剧市场繁荣，喜剧元素普遍地出现在各种类型的作品中。四是继续探索民族化的现代戏剧。在充分吸收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戏剧观念、舞台语汇和现代舞美技术之后，出现了一批具有民族品格的优秀作品，如《正红旗下》《生死场》《秀才与刽子手》《三湾，那一夜》等。这意味着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话剧艺术现代化发展的前进动力仍在。

综上，中国话剧在结合自身社会现实和借鉴西方戏剧中诞生和发展。但当下，在多元思潮和商业化环境的裹挟下，也遭遇了迷失和颓废的情状。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原理出发，我们可以擘画出中国话剧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方向。

第一，在话剧审美现代性的内涵界定上，应跳出西方审美现代性的范式，基于自身经验和目标来建构。中国审美现代性既承担着一般现代化的启蒙理性任务，还包含着民族复兴和世界大同的奋斗目标。西方审美现代性中包含着一股叛逆社会的“先锋审美现代性”。现代西方艺术常被视为一种对抗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力量。但中国式现代化选择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批判。所以，中国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并不处于尖锐对立中，而且奠基于现实主义美学经验。中国话剧艺术应与社会现实、政治价值处于互补互助、同向而行的关系之中。

第二，在话剧艺术熔铸的价值观上，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中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因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当代中国的人民大众已经从民主革命时期的“工农兵”拓展为从事各行各业的广大劳动者。话剧创作的人民性，从根本上讲就是以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和荣辱为基点，以人民史观来看待历史和现实的问题，站在人民立场上去塑造人物、讲述故事。二是“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因为团结、奋进、合作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物质文明相适配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话剧现代化中包含着启蒙理性主义。其中，追求个性解放、把戏剧视为“人学”是启蒙现代性中主体性原则的直接表现。这种抽象的人性观借鉴的是以个体自由为根基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因此，这部分文艺现代性会与社会主义追求集体自由的价值理念产生龃龉。中国式现代化是个体自由与集体自由兼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追求这种有立场、有价值尺度的人性自由和个性解放，才是中国话剧现代性发展的正确方向。

第三，在题材选择上，话剧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现实和时代，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发展方向。例如，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既要有人民真实生活的小叙事，也要有党领导人民攻克难关创造时代进步的大叙事。在科学与艺术融合方面，话剧不仅要在舞美技术上科技化，更要在内涵上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工业文明的气魄。又如，关于人与自然、乡村与城市和谐发展的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质，理应为话剧创作者所重视。再如，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要深入历史、深入现实，在“理”上下功夫，而不是流于表面，陷入“假大空”的僵化模式。

第四，在创作原则上，话剧当以现实主义为中心。这里的“现实主义”，指的是创作主体在“道”的层面上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中坚持关心现实、追求真理和人民立场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在“术”的层面上的戏剧观和方法论中则可尽显风流，引入传统的、现代的、未来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样式，不断守正创新，以适应、激发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观众的审美趣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

第五，在社会功能上，话剧艺术可以充分运用剧场媒介特质，为社会公共理性提供文化交往空间。一方面，话剧艺术的在场性决定了它可以产生影视和新媒体艺术不具备的临在感、面对感和人际交流的共鸣感；另一方面，话剧的小众传播模式注定了它可以与大众文化产业隔开一定距离，保持相对高质量的艺术品格。因此，当代话剧艺术可以通过优秀的作品承载个体进取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新人文精神，在公共交往行为中促进交流、求同存异，开启人们对社会、世界、人生的深入思考，从而成为现代社会“新理性精神”的培育场。

第六，在文明交流互鉴上，话剧艺术要在坚守中华文化主体立场的基础上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学习外国优秀的戏剧文化。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也绝不等于狭隘的民族化。我们要以平等的心态来看待西方，更要以世界性的眼光平等看待西方以外更为广阔的亚非拉地区。当代话剧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放眼国际，吸收外国戏剧中优秀的、进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因素。